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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師故事】郭大力生平事略

郭大力,1905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西南康縣(現南康區)三江鄉斜角村。1912年,入讀南康縣立高等小學。1919年小學畢業后,考取江西省立第三中學。1923年,中學學業后, 考入廈門大學學習化學。1924年,轉學上海大夏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前身)攻讀哲學,并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27年大學畢業,在省立上海中學教書,因有宣傳“赤化”思想之嫌,半年后被解聘。

1928年1月,從上海來到杭州,寄居在大佛寺,意外結識了王亞南,提出與王亞南一起翻譯和研究《資本論》時,王亞南便欣然應允。由于生活陷入困境,理論準備和翻譯經驗不足,不得不中斷。年底,回到上海[1],經朋友介紹,在上海大夏中學任教,以維持基本生活。在隨后的幾年中,一直在中學任教,業余時間則自修德語和鉆研西方政治經濟學。

在大夏中學任教期間,結識了在該校讀書的余信芬(又名余蘭英),二人結為連理。

1931年1月,與王亞南合譯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上卷)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2年,與王亞南合譯的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該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于1962年9月刊行,更名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該書“全英國不會有25個人能看懂”,但卻被兩個年輕的中國學者翻譯成了中文。與王亞南合譯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下卷)(此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于1972年10月刊行上卷,1974年6月刊行下卷,并按原著全稱,更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由上海神州國光出版。

1933年,翻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伊利的《經濟學大綱》,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1935年,翻譯洛貝爾圖的《生產過剩與恐慌》,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與王亞南合譯《歐洲經濟史》,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為翻譯《資本論》,頻繁地來往于真如車站自己的住處與王亞南在法租界的居室[2]。二人在杭州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譯稿在“一·二八”事變中毀于日寇侵華的炮火,現在只有從頭開始。為了使譯文更加縝密,他與王亞南經常在一起討論,力求使譯文更切合原意。

1936年年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的讀書生活出版社決定出版《資本論》,與王亞南同讀書生活出版社簽訂了翻譯出版合同,商定以1936年和1937年兩年時間翻譯《資本論》。二人全身心投入《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他們根據德文原本,參考日文以及國內已經翻譯出版的第一卷,盡可能通俗化翻譯全本。與李石岑合譯了《朗格唯物論史》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37年8月,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上海淪陷,翻譯工作無法進行,不得不將譯好的《資本論》第一卷書稿交給出版社,帶著妻子兒女離開上海,輾轉回到江西老家。[3]回到老家后,繼續翻譯《資本論》二、三卷,每天要譯上萬字,間隔幾天就把譯好的稿子用航空稿紙譽清,用掛號信寄往重慶王亞南處,再由王亞南轉寄到上海,后來局勢相對平穩后就直郵上海。在重慶的王亞南,也把譯好的稿子寄往上海。

1938年年初,接近譯完第三卷時, 讀書生活出版社打來電報,要他速去上海,共同處理排印出版事宜。4月,住在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兩間房大小的社部里,與留守在出版社的負責人鄭易里一起完成《資本論》最后的編校工作,經過四個月緊張的翻譯校對,《資本論》1—3卷中譯本于1938年8、9月間出版。[4]《資本論》出版后,懷揣著鄭易里特地為他制作的、書脊上燙有“大力珍藏”四個金字的樣書從上海踏上了返回家鄉,途經廣東南雄境內時, 所乘坐的汽車被土匪攔劫,在被土匪綁架期間,勸說他們改邪歸正,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軍,土匪接受了他的勸導,釋放了他。為了有一個條件較好的地方從事譯作,也為緩解家庭經濟危機,1938年9月,應江西省立贛縣中學(今贛州市一中)校長周蔚生之聘,任該校高中部教員,一邊教書,一邊從事翻譯工作。

1939年,日軍對贛南實施狂轟濫炸,贛縣中學被迫搬遷至離贛州城區40公里的山區王母渡。愛人余信芬任課的初中三年級在橫溪,兩地相距十華里。每逢星期六,步行前住橫溪接其夫人,星期一又步行送其夫人回橫溪。4月,翻譯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通信集》由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并開始《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翻譯,又對已出版的三卷《資本論》進行校訂和修正。

蔣經國在江西出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時看重他的學問才華,親自到斜角村探訪,并多次派人請他做經濟顧問,均被他婉言謝絕。1940年夏,蔣介石親自下“手諭”,請他與王亞南“來渝一談”。時正患病,王亞南只身前往。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資本論》的校訂,將《資本論》校正文字抄下按頁、行順序編制一個長達三十三頁的勘誤表,寄給讀書生活。(出版社把這個勘誤表和彭迪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補遺》編在一起,以《〈資本論〉補遺勘誤》的書名出版)。1940年下半年,應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林礪儒校長之聘來到連縣東陂,講授經濟學和經濟學說史,邊教書邊翻譯《剩余價值學說史》。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省立文理學院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遭到迫害。1941年7月,被迫從廣東省立文理學院辭職。7月5日,在回鄉途中,遭遇到了土匪打劫,隨身所帶一家的衣物、現金等貴重物品被搶劫一空。[5]回到江西南康老家斜角村,繼續從事《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翻譯工作(到1943年才算譯完),并著手重新翻譯《恩格斯傳》[6],還撰寫了其他學術文章。

1942年4月,《我們農村的利息》發表于《時代中國》“革新號”專號,文中分析了高利貸對農民造成的負擔,對農業產品、農業生產資料的“典當”進行批評。12月完成《恩格斯傳》編譯。

1943年,《掌握物質的理論》發表于《時代中國》第3期?!稇饡r商人的權利及其限界》發表于《新工商》。專著《我們的農村生產》由中華正氣出版社出版。

1944年1月,在《廣東省銀行季刊》第1期發表《論勞動的有效化》。在家鄉與從粵北撤離至此的王亞南晤面,二人短暫相聚了一段時間[7]。其《論農村的不等價交換》發表于福建永安所辦的《聯合周報》。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寇從贛南撤往南昌,下鄉搶掠糧食,襲擾他的家鄉。他帶領家小,或躲在甘蔗地里,或躲在松樹林中東躲西藏。為了保存《剩余價值學說史》的譯稿,他隨身攜帶,后來,又怕帶在身邊反而容易丟失,便把它埋在老家菜園里。

1946年,于《警笛》第1期發表《經濟建設與民生問題》。4月,與王亞南合撰的《〈資本論》〉勘誤》發表在《經濟周報》第2卷第20期。秋,應時任廈門大學經濟系主任的王亞南的邀請[8],任該校政治經濟學教授。11月,完成《論出口稅》一文的寫作。

1947年5月,在《經建季刊》第2期發表《論出口稅》。11月,所著的《生產建設論》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經濟周報》做了評介。

1948年6月,在《社會科學》第2期發表《論價值存在》。

1949年1月,廈門白色恐怖加劇,他和王亞南以及其他幾位進步教授乘飛機去香港,在中共地下黨所辦的達德學院任教。2月,翻譯的《恩格斯傳》由光華書店出版。5月初,由中共地下組織安排,由香港北上抵達北京。6月,《剩余價值學說史》由新中國書局出版。(一年后,三聯書店再版)?!墩摦a業家的積極性》發表于6月30日的《人民日報》。

1950年6月,調進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

1953年,修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9]

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他與王亞南一道當選為學部委員。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研究班講解《資本論》(講稿后來被整理成遺著《關于馬克思的〈資本論〉》)

195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他修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

1957年,經楊獻珍、龔士其兩同志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王亞南也于是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8年,人民出版社再次重印了他修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

1963年12月,重新修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4年11月,重新修訂的《資本論》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6年6月,重新修訂的《資本論》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刊行。

1967年,計劃按照最新德文版本重新翻譯《剩余價值學說史》,卻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屢遭批斗。以后幾年他身患重病,卻頑強的毅力,堅持著一字一句地重譯《剩余價值學說史》,即使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期間,也沒有間斷過。

1975年12月,《剩余價值學說史》重譯本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9日,正在和往常一樣對《剩余價值學說史》剩余部分進行進一步的修訂和潤色,午后心臟病突然發作,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按照他的遺囑將積攢的一萬元作為最后的黨費交給黨。 



注釋:

[1]1928年,王亞南則在友人資助下,東渡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王亞南于年底憤然回國。

[2]1934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遭通輯出走香港,又為香港當局限期離境,在朋友的幫助下,亡命歐洲。1935年年底回到上海。

[3]王亞南離開上海,經香港到武漢,出任以周恩來為主任的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1938年,武漢被日軍侵占,王亞南從湖南經廣西、貴州到達重慶,住在重慶鄉下。

[4]《資本論》于1938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當時該書印刷3000部,其中2000部擬運往后方。郭大力在跋中寫到:“就第一卷說,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譯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終,是亞南譯的;就第二卷說,序和第一篇是亞南譯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譯的。但到第三卷,因為亞南擔任更重要工作的緣故,他只能譯極少部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歸到我肩上來了。我為使譯名統一,筆調近于一致起見,當時對全稿負起責任?!保ǖ谝痪砉财咂?,王亞南翻譯的第五篇是“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六篇是“工資”,第七篇是“資本積累的過程”;第二卷共兩篇,王亞南翻譯的第一篇是“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第三卷共七篇,王亞南翻譯的第六篇第三十七章是“導論”,第三十八章是“級差地租”,第三十九章是“級差地租的第一種形式”,第四十章是“級差地租的第二種形式”)。郭大力在跋中最后寫到:“最后,我們應當感謝鄭易里先生,他不僅是這個譯本出版的促成者和執行者,而且曾細密為這個譯本擔任校正的工作?!保ā顿Y本論》出版的重要推動者、支持者是讀書出版社的負責人艾思奇、黃洛蜂和鄭易里,三位均是云南老鄉,艾思奇是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洛峰是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鄭易里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顿Y本論》出版前夕,艾思奇在延安,黃洛峰在重慶,但三人對《資本論》的出版早已商定)

[5]郭大力7月8日給朋友的信函中記錄了7月5日所失衣物:黑色厚呢大衣、藍色女呢大衣、黑色哩磯西裝、灰色哩磯西裝、藍色哩磯旗袍、女孩紅花棉衣、男孩棉大衣、藍斜紋布學生裝一套,女布旗袍三件或者四件,現款百余元,金戒指二只,鐵鍋一只。

[6]郭大力在序中提及1938年見到古斯達夫·梅爾寫的《恩格斯傳》原著,是鄭易里所給并建議他翻譯,1939年完成的譯稿丟失。1940年到了東陂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任教,教學之余開始第二次翻譯,成稿后存放在張栗原家,但不幸張栗原病逝,譯稿又找不到。他堅持不懈,1942年第三次的翻譯本終于面世。

[7]1944年6月,受粵北戰事影響,在粵北的各學校奉命疏散,王亞南未跟隨國立中山大學疏散,而是南下曲江,再到江西南康縣。在郭大力家鄉短暫停留之后,去了抗戰時期福建臨時省會永安,擔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8]1945年,王亞南受廈門大學之聘,任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

[9]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并要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沒有參加修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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